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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体制机制的形成与演化

发布时间:2021-11-06
摘要:体制机制是学术出版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它直接关乎学术出版的功能与效用。创新学术出版体制机制不能只考虑学术出版的现实需求,更要考虑学术出版的发展史,遵循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因为现行学术出版体制机制是与学术出版发展史密不可分的,是近400年来学术出版发展的历史产物。文章从学术出版主体、学术出版服务和学术出版投入三个方面,梳理和回顾了学术出版体制机制的形成与演化历程,为学术出版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史学参照。
关键词:学术出版 出版体制 出版机制 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G230

学术出版是科学交流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严格意义上的出版产生之前,科学交流主要是以寄存手稿、“无形学院”、预印本等方式进行的。学术出版产生后,尤其是学术期刊诞生后,以纸质期刊、图书等出版物为主的学术出版逐渐取代了“无形学院”等传统科学交流,成为科学交流的主要方式,并且获得了“正式交流”渠道的美名,而前者则被冠以“非正式交流”渠道的名号。学术出版自打产生以来,其体制机制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其中出版主体、出版服务和出版投入的变化是影响学术出版作用或功能的关键要素。本文拟对学术出版体制机制中的出版主体、出版服务和出版投入三大要素的形成与演化作简要回顾与梳理。

一、学术出版主体:从学人或学术团体到商业出版商
与“无形学院”等非正式科学交流不同,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科学交流活动,学术出版总是由特定的出版主体来组织或实施的。出版主体的不同,学术出版的运作方式、功能效用等也不完全相同。以期刊出版为例,其学术出版主体就经历了从学者或学术团体到商业出版商的演化或发展过程。早期的学术期刊主要是由学者或学术团体主导出版的,20世纪50年代后演变为商业出版商主导。今天全球的学术出版仍然是由商业出版商所主导的一种商业科学交流活动。
学界大多认为,创刊于1665年3月6日的《哲学汇刊》是全球最早的一本学术期刊。学术期刊出版正是缘起于《哲学汇刊》的诞生。《哲学汇刊》是由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主办并出版的。皇家学会首任秘书亨利·奥尔登伯格担任主编,稿件由学会理事会审定和复审,出版经费由学会会费支付,刊物向会员或社会发行,无任何第三方机构参与。我国最早的学术期刊——创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的《吴医汇讲》则是由清代名医唐笠山编辑出版的,并非由专业出版机构主导。相关研究表明,从《哲学汇刊》创办的1665年到20世纪中叶的二战结束,学会、大学等是科技期刊的出版主体,商业出版商出版的科技期刊仅占很小的一部分。科技期刊由专业学会创办,与专业学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主要在学会和大学发行,通过学会、大学补贴和版面费维持期刊可持续发展,从商业上讲,科技期刊是不具有营利能力的行业。在这近300年间,科技期刊主要有科学知识的聚集和存档、信息交流、确证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对科学家的“回报”和聚集科学团体成员等五个方面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从缘起上看,学术期刊基本是由学者或学会、大学等来主办,商业出版商极少介入学术期刊的出版,而学会、大学等科学团体办刊的目的是纯学术性的,而非商业性的。
二战结束后,科技投入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兴学科的发展、科技产出的提升等,彻底改变了学术团体主导学术出版的格局。“许多商业出版社看到了科技期刊业所蕴含的商机和学会出版能力的不足,凭借自己强大的资本和专业化的运营能力,逐渐接管了学会和大学的部分期刊,提供了除科学编辑之外的出版、发行等多方面的服务。另外,一些商业出版商通过和学会会员、科学家的合作开始创办自己的刊物,而科学家由于传统的学会期刊体系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也积极寻求与出版商的合作,成为了出版商的主编、编委和作者。在这个阶段商业出版社在期刊出版数量上逐渐成为了科技期刊出版的主体。”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和约翰·威利等学术出版巨头,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商业出版社的介入,一方面较好地满足了科学发展对科学交流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学术出版目的和动机的多元化。科技期刊从一个“赔钱”的事业变成了“赚钱”的产业,学术出版除了原本的学术目的,又新增了商业诉求。应该说,“商业出版社成为科技期刊出版主体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出版商想获得资源,公众想看到知识,因而出版商掏钱买来文章出版,读者再掏钱买来看,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术出版主体虽然从学会、大学等科学团体转变为商业出版商,但出版商的商业诉求尚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学术期刊出版的科学或学术功能。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垄断地位逐步形成,一些学术出版商开始大幅度提高期刊定价。Blackwell期刊价格指数显示:在1990—2000年期间,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的价格涨幅高达185.9%,而科技和医学领域的学术期刊的涨幅则分别高达178.3%和184.3%。期刊价格的大幅上涨给出版商带来高额的利润,却严重削弱了图书情报机构的文献保障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团体的科研和教学活动,酿成了所谓的“学术期刊危机”,学术出版的功能得以彻底“异化”,商业诉求成了学术出版的主要动机,服务学术退居次要地位。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300年间,学术出版由学会或大学等研究团体主导,其目的是纯学术的,学会或大学等研究团体不惜为期刊的出版补贴资金;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的30多年间,商业出版商开始介入学术出版,较好地提升了学术出版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学术出版的商业意图并没有超越其学术目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出版商影响力的扩大和市场垄断地位的形成,学术出版的商业诉求开始影响到了其学术目的的发挥,学术出版成为出版商获取高额利润的营生,学术出版的功能彻底“异化”。
20世纪80年代后确立的以商业出版商为主体的学术出版体制一直延续至今,现行以学术期刊为主的学术出版体系仍然是由商业出版商主导或掌控的。原本作为学术期刊主导者的学者或大学、学会等学术团体则成了服务于商业出版商的辅助角色,为学术期刊出版商供稿和审稿,却失去了对学术期刊定价与发行等经营问题的发言权。与此同时,作为用户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图书馆等,议价能力进一步下降,逐步丧失了作为用户在购买活动中的话语权。
应该说,学术出版体系由商业出版商主导,既有其积极意义,也有不足之处。学术出版商作为专业化的出版组织,不仅具有出版人才、出版技术和商业资本等出版资源方面的天然优势,而且还有出版经营管理、出版市场拓展等多方面的丰富经验。出版商的介入极大地提升了学术出版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提升了学术出版的服务能力。这是出版商介入学术出版的积极意义。但是,作为商业组织,出版商具有天然的逐利属性,对于高额利润的追求可能导致学术出版体系功能的“异化”。尤其是在形成市场垄断后,这种“异化”将更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期刊危机”正是出版商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所致。正如文献所指出的,“市场经济给出版商带来滚滚商机的同时,也给学术期刊的发展带来了难以摆脱的危机和困境。一方面商业化的改造使学术期刊价格上涨、质量下降、购买减少,这不仅阻碍了学术团体的科研和教学活动,还逐渐形成出版商的学术市场垄断地位;另一方面,知识生产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学术团体或读者不得不向出版商支付高额的价格购买学术产品,以促使新学术产品的产生,但这一循环却又间接巩固出版商的学术市场垄断地位”。
正是基于现行学术出版体制的这一矛盾性,国内外学者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借势数字出版的发展变革现行学术出版体制的呼声。2007年,中国科协学术部召开专题会议研讨数字环境下的学术出版改革问题,并出版了《数字环境下的学术出版》论文集,对新技术环境下建立新的出版体制机制展开了全方位的探讨。Roman David等指出,在当前背景下“学术出版模式需要更新升级”,“学术出版必须转变范式”等。这一体制变革的根本思路,并非试图建立一种约束商业出版商追求高额利润的机制,而是在商业化学术出版体系之外建立起一个新的开放存取学术出版体系,以打破商业出版商对学术出版市场的垄断,形成一种竞争性的学术出版格局。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一些高校、科研机构或图书馆纷纷介入学术出版领域,以开放存取方式参与学术出版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开放存取学术出版虽然渐成气候,但遗憾的是,期待的良性竞争格局并未形成,商业出版商仍然以其优质的学术资源牢牢控制着学术出版的主导权,维持着坚挺的期刊定价,现行学术出版格局依然十分牢固,并没有被撼动的迹象。
鉴于这一现实,笔者认为,试图摆脱商业出版商另行建立一套学术出版体系,构建没有商业出版商参与的学术出版体制机制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研究对学术资源的巨大需求必然导致商业资本的介入,商业出版商具有参与学术出版的天然动机,不是想摆脱就摆脱得了的。另一方面,学术出版是一种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和高度专业技能的社会化活动,在单一的学术建制体系中,没有第三方的参与应该难以独立实现。借助商业出版商的力量或许是一种更为经济或理性的选择。因此,建立新的学术出版体制机制,不是试图摆脱商业出版商,而是有效规范其学术出版经营行为,避免过度强调商业利益的现象,以达到学术和商业双赢的效果。

二、学术出版服务:从文献服务到情报服务再到知识服务
学术出版总是以特定的学术产品或服务来满足科学研究活动的需求。从表面上看,学术出版服务是学术出版体制机制的产出或效果,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学术出版体制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一定的学术出版产品或服务,总是与学术出版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密不可分的,有什么样的出版产品或服务,也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出版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
回顾学术出版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出版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形态并不完全相同,大致经历了从文献服务到情报服务,再到知识服务的演进历程。正如笔者拙作所指出的,“在以纸张为载体的印刷时代,出版主要通过书报刊等文献产品来提供服务,文献即产品,产品即服务,产品与服务融为一体不可分割;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信息技术进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出版主要通过图书数据库、论文数据库和其他商业数据库等情报产品来提供服务,情报即产品,情报即服务,出版的产品属性有所减弱,服务意识开始增强;到今天进入智能时代,出版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本质被重新发现,提供解决方案、决策支持、咨询建议等各种形态的知识服务成为出版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功能,有些仍以产品形态呈现,如研究报告、在线课程,更多的却已脱离产品的范畴,如出版智库、付费社区,服务逐渐从有形或无形产品的依附关系中独立出来,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知识创造价值,知识即服务,出版即服务,出版的服务属性进一步增强”。
学术出版服务的这种形态演进,实质上是学术出版体制机制的发展变化,是学术出版基于市场需求变化主动变革体制机制的结果。从表面上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为学术出版服务内容与方式的变革,但从本质上讲,学术出版服务内容与方式的变革是学术出版体制机制变化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出版服务的演化也是一个学术出版体制机制范畴的议题。
文献服务是以出版、发行纸质载体的图书和期刊为基本服务形态或服务方式的一种出版服务。文献服务时期,始于学术图书和学术期刊的产生,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叶电子出版的兴起。进入情报服务和知识服务时期后,文献服务虽然不再是主流的学术出版服务形态,但它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实际上,文献服务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或文化商品的生产与销售服务。在这个时期,学术出版商类似于普通工商企业,基于市场需求为学者或学术团体生产和销售学术图书和期刊等文献商品,学者或学术团体基于购买和付费订阅模式获取文献商品的使用权。“在文献服务时期,掌握知识物化而形成的静态文献资源,并赋予其固定化的标准、规范,被认为是出版的核心价值。”若以体制机制衡量,学术出版服务主要表现为简单的文献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学术出版商则是单纯的文献商品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出版商与学者或学术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单向度的文献商品买卖关系。
情报服务则是在集成图书、期刊等文献资源基础上为用户有效利用文献资源所提供的多种方式的学术内容资源服务,是以文献服务为基础的一种学术出版增值服务,其目的是解决学术文献的快速增长与高效利用之间的矛盾;其方式是整合学术内容资源,开发学术内容资源数据库,出版学术文献目录、索引和文摘,为用户提供信息检索、科技查新、引文分析、热点追踪等学术增值服务。1898年英国创办的《科学文摘》、1907年美国创办的《化学文摘》,可以看作是学术出版情报服务的缘起。此后,“随着技术进步促使信息资源极大丰富、政策环境变化导致出版体制变迁,几个世纪以来建立的出版权威面临消解的风险:知识越来越急于跳脱纸张作为知识媒介的‘内在规定性’,知识的传播方式越来越倾向于从单一的传承式过渡到多元的交流式,知识的使用者越来越重视知识的深度利用和个性体验。于是,信息时代知识的价值更多地由前端的生产环节向后端的二次开发和利用环节转移,以文献生产和传播功能为核心的出版服务逐渐式微,以信息分析服务为核心的出版情报服务时期到来”。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学术数据库出版促进了学术出版情报服务内容的拓展,科技查新、引文分析、热点追踪等关联学术情报服务逐步成为学术出版商竞相追逐的新宠。当今世界大型龙头学术出版商所提供的服务,均是基于学术资源数据库的学术情报服务,再不是单纯的传统的学术文献出版和发行服务。学术情报服务时期,以体制机制衡量,学术出版的内容已不再是单纯的文献商品的出版与发行,而是在学术文献出版基础上的学术资源增值服务。学术出版不再是单纯的文献商品制造业,而是基于学术内容资源的服务业;学术出版商与学者或学术团体的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文献商品买卖关系,而是基于学术内容资源的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关系。学术出版从制造业演化为服务业,学术出版商从学术文献出版商演化为学术内容资源服务商。
知识服务是20世纪末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一般被定义为,从各种显性和隐性知识资源中按照人们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炼知识和信息内容,搭建知识网络,为用户提出的问题提供知识内容或解决方案的信息服务。与文献服务不同,知识服务提供给用户的不是图书或期刊等文献产品,而是直接满足其需求的知识内容;与情报服务不同,知识服务提供给用户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各种线索或途径,而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知识服务的基本形式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个性化信息提供,其本质是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知识组织与服务。它提供给用户的不仅是个性化的内容资源,而且这些内容资源还是以个性化的呈现方式提供给用户的。对出版业而言,知识服务虽然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出版与知识或知识服务却有着很深的渊源。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中,就已将出版业定义为“知识产业”,属于其中的“知识生产”范畴。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核心是知识生产或组织内容资源的深度结构化处理,其知识单元必须是细粒度的,而不再是一本书、一本刊或一篇文章;各知识单元之间不再是离散关系,而是可按需重组的强关联关系;知识的呈现不再是纯文本或多媒体的,而是多维可视化的呈现。当然,当下的学术出版离严格意义上的知识服务还有一段距离,但这个方向却是明确的。
从文献服务到情报服务,再到知识服务的发展,是学术出版体制机制发展进化的基本脉络和三个阶段。不同的学术出版服务体制与机制,对学术出版的业务组织、产品或服务形态以及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有完全不同的要求。学术出版体制机制的创新应该循着这一脉络,积极拥抱新技术,着力构建适应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要求的新体制和新机制。

三、学术出版投入:从单一来源到多元投入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学术出版活动无论由谁主导,也无论以何种产出或服务示人,都必须有相应的投入作为保障。但是,投入的主体或渠道不同,学术出版活动的功能和社会影响也不相同。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出版投入体制与机制,是完善或优化学术出版功能的前提或基础。
学术期刊出版的历史表明,学术出版活动的投入不外乎这样三条主要渠道:一是大学、研究机构、学会等非营利性学术单位的投入;二是政府、作者或基金会的出版补贴;三是经营性出版单位的投入。由于这三种渠道的投入主体各不相同,它们各自对学术出版的要求或回报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前两个方面的投入主要是出于对学术出版社会效益的考虑,一般不具有直接的经济回报方面的要求;后者经营性出版单位的投入则不同,它有明确的经济效益诉求,不仅要求收回全部投入,而且还有相应的盈利,甚至高额的回报。
历史地看,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投入渠道或主体的发展、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学术期刊产生到二战结束为第一阶段,大学、研究机构、学会等非营利性学术单位一直是这一时期学术出版投入的主体。这一时期,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事宜几乎全部由大学、研究机构、学会等非营利性学术单位承担。由于此时学术期刊需求有限,发行量小,期刊的销售收入远远覆盖不了出版印刷投入。大学、研究机构、学会等非营利性学术单位,只能从单位的会费等其他收入中拿出钱来补贴学术期刊的出版。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开放存取出版的兴起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学术出版的投入同时来自前述三种渠道。从表面上看,学术出版商是这一时期的投入主体,但其背后的“金主”实际上同时包括大学、研究机构、学会等非营利性学术单位和政府、作者或基金会的出版补贴。二战结束后,大量商业出版机构得以入主学术期刊,成为学术出版的主导者。商业出版商的介入,为聚集专业出版人才、升级出版基础设施、完善出版业务流程、建立全球化的出版物发行网络,需要不断加大对学术出版的资金投入。其中既包括学术出版商的投入,也包括了大学、研究机构、学会等非营利性学术单位和政府、作者或基金会的出版补贴。这种学术出版投入体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开放存取出版的兴起。从20世纪末开放存取出版的兴起至今,可以看作是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为削弱商业学术出版商的控制力,大学、研究机构、学会、图书馆等非营利性学术单位纷纷参与到学术出版活动中,以开放存取方式从事学术出版活动。开放存取出版的投入主要来自大学、研究机构、学会、图书馆等非营利性学术单位和作者支付的论文处理费。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随着学术出版主体和方式的发展变化,学术出版的投入主体或渠道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在这种改变中,有两个值得观察的点,即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和出版商的投资回报,它们对建构科学的学术出版投入体制机制、完善和优化学术出版体系的功能等具有重要意义。
投入主体的多元化是与学术出版所具有的准公共品属性直接相关的。众所周知,论文或著作等学术成果大部分源于财政或其他非经营性投入所支持的学术研究活动,本应以公共品的方式回馈或服务于社会。然而,由于学术出版本身专业性强、投入大,在缺乏经营性资本介入的前提下,单纯依靠财政或其他非经营性投入难以为继,不利于学术成果的有效传播和充分交流。这就为商业出版商的介入留下了空间。商业出版商的介入虽然有利于学术出版的发展,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出版的公共品属性。学术期刊、著作或数据库,从公共品变成了出版商的商品,成为出版商盈利的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出版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品,也不是纯粹的商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品,同时具有公共品和商品的部分属性。作为公共品,学术出版需要财政或其他非经营性投入,如大学、研究机构、学会等非营利性学术单位和政府、作者或基金会的出版补贴;作为商品,学术出版当然就少不了商业出版商的投入。因此,我们认为,投入主体的多元化是由学术出版所具有的准公共品属性所决定的,是完全符合学术出版发展规律要求的。
作为学术出版投入主体的出版商,在“学术期刊危机”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是“骂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品牌影响力大、市场占有率高的出版商,通过不断提高定价从学术出版市场上的确获得了高额的商业利润或丰厚的经营回报,这正是商业出版商被“污名化”的根源。学术出版产品和服务的高定价,的确影响甚至阻碍了科学交流活动。但是,如果将考查的对象拓宽到一些中小型学术出版商的话,结果将截然相反。在大量的学术出版商中,获得高额利润或丰厚回报的只是少数龙头学术出版企业,绝大部分中小型学术出版商不仅获得的回报有限,有些甚至需要通过其他出版营收来补贴学术出版。我国的大多数学术出版单位几乎都属于后者,即使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也比较普遍。应该说,学术出版商从学术出版活动中获取适度的投资回报,是完全合乎商业逻辑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当前全球学术出版市场主体结构失衡,少数大型龙头企业垄断市场,中小型学术出版企业竞争力不足,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有效抑制少数龙头出版商对高额垄断利润的攫取,并确保中小型学术出版商的生存空间,促进学术出版市场主体的协调发展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学术期刊危机”,促进学术出版健康发展的关键。任何否定商业出版商的作用,或在商业学术出版之外,依靠非商业投入重构学术出版体系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没有出版商的商业资本投入,学术出版必将重回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老路。

四、结语
学术出版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基于学术出版体制机制发展规律的一种体系化变革。我们的研究表明,学术出版市场主体的重建、学术出版服务方式的迭代更新以及学术出版投入结构的优化,是这一体系化变革的关键所在。其中,重建学术出版市场主体,是要充分发挥学术团体、商业出版商以及图书馆等其他新型主体的共同作用,而不是将传统商业出版商排出在学术出版体系之外;更新迭代学术出版服务方式,则是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变革学术出版产品与服务形态,密切学术出版产销关系,提升学术出版服务水平和质量;优化学术出版投入结构,要以保障充足的投入为前提,调动多元主体的投入积极性,培育完善的投入主体格局,抵充大型商业资本形成市场垄断。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学术出版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8ATQ006)的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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